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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1946年初春，陈光一见面就喊：‘老杨，你咋跑到沈阳来了？’”一句家常话，把杨永松过去半年翻江倒海的遭遇全部勾了出来。时间往回拨到1945年冬，抗战甫一结束，中央决定抽调各根据地骨干北上开辟东北。杨永松原系山东区党委干部，名单最后一刻被改动，从“回鲁”变成“去辽”。当时许多人以为这是普通调动，却没料到这趟路像走独木桥，步步惊险。
火车离开陕北时，车厢里除了被褥就是开荒用的家什，干部们边唱《黄河大合唱》边给孩子们打气。可天有不测。行至津浦线，杨永松年仅三岁的长子突发高烧，周边没有像样的医疗点，只能靠随身携带的炉糖和退烧粉硬撑。折腾两昼夜，孩子最终没挺过去。那天夜里，车厢灯泡闪了又灭，年轻父亲抱着已经冰凉的小身体发呆，好几位劝也劝不开。
悲剧还没消化，新的难题又冒头。夫人李云秀身怀六甲，原本预产期在来年春天，长时间颠簸加上营养跟不上，连翻山越岭时突然滑倒，提前破水。地点是热河与辽宁交界处的绥中，医疗条件比前段还差，产婆是当地农妇临时请来。孩子虽然保住，可母子双双虚弱。同行队伍马上要穿越山海关口作战，指挥员只能让老杨“后续跟上”。就这样，一家三口脱离队伍，被迫在绥中暂留。
山海关保卫战爆发后，形势瞬息万变。东北守军抵挡不住精锐，沿途都是撤退的队伍。老杨急得团团转：“关口要是丢，咱就真进不去东北了。”好在老部队七师途经绥中，他放下脸求了一个空位，把妻儿安置在辎重车里，自己则坐在敞篷卡车的尾板上。车队夜里钻进没月光的山路，枪声隔三差五就响，大家只能咬牙顶着。
几天后抵锦州。口袋里仅剩几吊旧铜元，孩子急需奶粉，李云秀还在发烧。正在一筹莫展，前方忽然传来熟悉的口音：“老杨？是你不？”说话的人正是陈光。两人昔日在山东反“扫荡”时结下情谊，如今竟在兵荒马乱中重逢。陈光要赶去沈阳交接指挥：“别磨蹭，上车，一路跟我。”一句话，救了这一家。
进入沈阳，部队番号改为东北民主联军，罗荣桓、陈正人接连布置整军任务。杨永松被安排做政治部副秘书长，专门负责文件起草与干部登记。白天对表格、晚上写简报，楼道里常年飘着新油墨味。有人说机关轻松，其实不然，几十万部队的整编、宣传、纪律，全要靠这张网维系。值得一提的是，老部队与新收编队伍文化水平差距大，思想政治工作复杂得很，杨永松夜里关灯后还得靠记忆背材料，怕第二天讲课磕巴。
就在工作推开时，老毛病找上门。长期吃粗粮、睡地铺，加上多日劳累，肝区隐痛愈发严重。苏军即将撤离，大连相对安全，当局批准他去养病。1946年春末，他登上驶往旅顺的小轮船，海风夹杂着汽油味，一吹就是两个小时。们半开玩笑：“老杨，这算是公家给你放了‘三年长假’。”
疗养生活并没外界想象的悠哉。大连虽无战火，暗流却不少。特务盯着“机关病号”，情报处要求所有休养干部一律化名。他在病房床头贴了张纸条：“王寿山”，连门卫都认不出。晚上加餐要自己去取，穿过漆黑院子，耳边常响起猫头鹰叫。一次，隔壁疗养员夜里被陌生人按住逼问单位番号，所幸提前打了暗号才躲过。
三年转瞬。1949年初，辽沈胜利早已尘埃落定。医疗评估认为杨永松身体勉强合格，可不宜长途机动。组织安排他去组建战车师，名义是政委，实则过渡岗位。共和国建立在即，南下大军浩浩荡荡，他却留在张家口附近，替换北归苏式坦克的人手。“上不了一线，也得把车保养好。”这是他给驾驶员留下的嘱托。
若从战功角度衡量，他在解放战争期间几乎是“缺席”。然而，这段“空白”恰好揭出基层干部常被忽视的另一面——个人健康脆弱、家属无保障、医疗条件原始。试想一下，一位能在敌后纵横捭阖的政工干部，却被一场肝病困在病榻整整三年；一个半路夭折的幼子，连口热水都没赶上。战争并非只有枪林弹雨，还有这种无声的损耗。
有意思的是，1950年春，他在铁道线上偶遇先头南下的陈光，两人站在蒸汽机车前又打趣起来。陈光一拍铁皮：“老杨，这次可别再掉队。”杨永松笑着回答：“身体这回给力，绝不请长假。”这场对话不长，却像一根引线，把他从意外与病痛里彻底拽回队伍。
历经风波，他终在1952年参加抗美援朝后方保障工作，继续做熟悉的政治思想教育。过去三年被旁人视作空档，对他而言却是重新拧紧人生螺丝的阶段。讽刺又现实，坎坷与使命往往并行。延安出发时没人想到，一个儿子在路上香消玉殒，一个儿子早产险些丢命，本人又病倒多年，却仍能赶上新中国的曙光——这也算另一种硬气的坚持。
